1961年8月，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，在中共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、中共资兴县委书记杨明等地县领导的陪同下，来到资兴县（市）滁口公社（镇）。调研资兴林业工作，探索林业生产经营体制，在长达7天的时间里，张书记走遍了滁口的山山水水，走访了滁口的千家万户，写下了千言万字的《滁口林区调查报告》。

确定山林所有权

资兴是湖南省重点林业县，而滁口又是资兴重点林区。当时受“大跃进”、“一平二调”、“共产风”影响，林业生产出现瞎指挥，木材采伐放“卫星”，提出的口号是：大砍伐，大流送，大放排，大造林。”木材只顾砍，不顾运，上万立方米的木材丢在山里，沉在河里，埋在沙滩里。张书记徒步林区看见山里、溪边、河边、沟边、路边到处是丢弃的木材，而且大多已腐朽时，痛心疾首地对陪同领导说：“这是吃了祖宗饭，造子孙孽。”

在调查中，张书记发现其主要的原因是：上面压高帽子，完不成指标是右倾，下面公社、大队（村）、生产队（组）山林所有权又不明确，山林谁都可以管，但谁又管不到，而砍伐谁都可以砍。对此，张书记迅速作出指示：“暂停砍伐，迅速确定山林所有权。”根据张书记指示，资兴县委立即对人民公社以来造成的”一平二调“、“共产风”进行了清理整顿，滁口南部等6个公社马上召开公社和大队（村）社员（村民）代表大会，制定了“封山育林、护林防火，制止乱砍滥伐”等“乡规民约”，民主选举了清山划界委员会，组织了群众性的清山划界工作，使资兴的山林所有权得以长期固定下来，砍伐风也得以有效制止。

主动拜见“大右派”

张书记来滁口调研时，恰好另一个大作家、大人物，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，毕业后投奔革命“圣地”延安，曾任过中央党校教师、八一军大副教育长、南昌大学党委书记，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副院长（湖南大学），湖南省文联主席等职的魏东明，被划成“右派”，正下放在滁口林场接受“劳动改造”，但挂了个副场长职务。我父亲（时任滁口公社党委书记）把张书记到了滁口的消息告诉魏老。问魏老是否去拜见。魏老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小陈啊，我与平化在延安时就认识，但现在我这种身份，怎么好去见他呢？”父亲又把魏老在滁口林场的事向张书记汇了报，没想到张书记立马要我父亲带路，拜见魏老，当时陪同的一位领导提醒说：“魏东明现在是一个大右派，现在去看他好吗？”张书记答：“魏老在延安中央宣传部时，我在120师宣传部当部长，我作为学员，常听魏老在“抗大”讲课，他是老师，我是学生，岂有学生不拜见老师的道理。魏老很有水平，他写的《回忆延安整风运动》等文章，很有影响力，主席也欣赏过。”

在滁口林场，张书记和魏老两只大手紧紧握在一起，久久没有分开，两人促膝交谈长达二个多小时，临走时，对我父亲和滁口林场李场长反复交待：“一定要关心、照顾好魏老的生活起居，不要安排做体力活。”魏老在滁口林场一年多时间，魏老写的纪实散文《滁口林场记事》，被收入湖南省30年优秀散文选，“曲曲弯弯水，重重叠叠山，无穷无尽树，不冷不热天，树是摇钱树，山是聚宝盆。”这脍炙人口的诗句就是这篇散文之中的名句。

写下《滁口林区调查报告》

据我父亲回忆，张书记在滁口轻车简从，共10余人，时任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和资兴县委书记杨明，也没有全程陪同，时间是一个星期左右。全部住在公社办公楼二楼，郴州公安处和资兴公安局只各来了一名警察，晚上，外围由公社领导负责保卫。张书记白天爬山涉水看山林，走村入户访贫困问苦，晚上戴着老花眼镜挑灯写调查报告，字写得很大一个，常常写到深更半夜（电力不稳，用汽油灯）。张书记写出的《滁口林区调查报告》上报到中共中央中南局。《滁口林区调查报告》对山林所有权，林业管理体制，林区营业方针，国有林场的经营管理等问题，作了精辟的分析，意义重大，得到了中南局充分肯定.

资兴县委为落实《滁口林区调报告》精神，以红头文件印发了《关于林业生产“六定包干制＂初步方案的通知》，并按照《通知》精神，在全县开展，使资兴的林业生产得已恢复和发展。

1962年11月，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陈郁，中南局林业局长唐亚之也来到滁口林区视察、调研林业工作，陈书记对陪同的地、县、社领导指出：林业生产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“以粮为纲”、农、林、牧副相结合的方针。林业生产以营林为主，结合采伐为辅，少砍多造，加强植树造林，严格控制采伐。”

张书记来到滁口视察林区，对资兴林业生产的发展，明确山林权属、保护森林资源等重大问题予以了指导，特别是对南部6个公社青山绿水植被的保护，具有重大深远意义。资兴人民永远缅怀张书记，永远记得张书记在滁口调研的日子。